唐太宗在经营丝绸之路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外来文化极大的宽容态度。
他总结自己政治上成功经验之一就是：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
唐太宗对当时的“胡化”与“汉化”潮流，均能采取正确态度。他认为大唐帝国本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需要理解少数民族。他曾说：
“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贞观政要》卷6《慎所好》）。
为了避免这种不能宽容对待胡人，反而被胡人所杀的祸事，只能因势利导，将胡人看作是与汉人同样的百姓，将胡人置于自己的庇护圈内，从而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他曾对铁勒族朝觐酋长说：
“汝来归我，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纵令不能容，我必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受汝。……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
铁勒诸酋长为此恭贺说：
“天至尊为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
唐太宗进一步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目的，说道：
“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行千里也。”（《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
这种以共同强盛为目标的号召，对于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减少民族争端，是有积极作用的。为了使这种代表各民族共同愿望的统一政策得到推行，唐太宗亲作表率。
汉人“没落外蕃投化，给复十年”，唐太宗下令对胡人一视同仁：
“四夷降户，附从宽乡，给复十年。”
汉人被突厥等掠走之后，唐太宗出钱赎回，“递还本贯”。贞观二十一年，醉延陀掠夺走了室韦、乌罗护、靺鞨人，唐太宗同样“亦令赎还”。
铁勒将领契宓何力在进击吐谷浑的时候，遭汉将薛万均压制、迫害，唐太宗了解真相以后，要撤去薛万均的职务，契宓何力感动地说：
“以臣而解万均官，恐四夷闻者，谓陛下重类轻汉。”（《新唐书》卷110）
突厥将领李思摩在战场中箭，创伤淤血，唐太宗“亲为之吮血”，将士“莫不感动”。
在唐太宗手下的大臣中，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执失思力、史大奈均任诸卫大将军之要职，执失思力还娶了公主，封为安国公。
靺鞨族将领李谨行因为“勇冠军中”而任以右金解军。以各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大唐羁縻州都督、刺史则更是十分普遍的事。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应铁勒诸姓要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调之参天可汗道”，西北各民族循此道入长安，纷纷请求道：
“生荒陋地，归身圣化，天至尊赐官爵，与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
唐太宗终于赢得了当时各个民族的拥护，公元649年，他误食丹药去世的时候。
“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宓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资治通鉴》卷1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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