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M最初的含义源于Value与Money的结合，Value在牛津字典中的解释是“与商品数量等价的交易媒介”，因而VFM最初的含义是获得货物与服务的总价。
物有所值理念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英国，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密不可分。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又称管理主义，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管理观，用以塑造企业型政府，是后官僚制的典范。它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旨在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和重新构建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模式。
概括起来，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包括：注重管理的结果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有灵活性；根据“有效验的三E”，即经济（Economic）、效率（Efficiency）和效能（Effectiveness）三个绩效指标对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响应性；将掌舵和划桨的职能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制手段行事；根本性的变化，是通过民营化、市场检验和签订合同等方式来尽量减少政府职能。这与物有所值的内涵一致，英国审计署（NAO）将物有所值定义为最优化利用资源以达到预期结果，而并非只是实现最低价格，同样强调3E原则：节约（Economy，spending less），效率（Efficiency，spending well），效果（Effectiveness，spending wisely）。
但新公共管理作为新的政府管理理念与模式，一些核心理念受到了挑战：
第一，新公共管理强调应用市场模型，造成市场作用抑制了协商的发展，事实上合作比竞争能达到更佳的均衡点。竞争会带来改进，这在纯粹的企业竞争中无可置疑。但是在PPP交易中，通过竞争解决冲突总是显得不那么令人满意和缺乏稳定性，在竞争中的参与者只是追逐自我利益，他们看到的始终是各自的利益，而不是发现共同的公共利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坚持以“顾客导向”、“顾客满意”为宗旨。但是“顾客导向”产生了一个资源分配上的重大问题，即政府会对不同的顾客（公民）区别对待。事实上，公民在民主社会中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既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又是政府的纳税人。“顾客导向”造成了公共服务外部性和包容性降低。
第三，新公共管理提倡企业家精神，强调采用引入企业决策机制提升公共管理效率。但是，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里，公共决策必须经过一个各相关利益群体互动博弈的过程，这一过程当然没有市场机制更有效率，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共利益。而且，市场机制的基本动力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企业家精神的植入意味着个别政府机构可以在个人或机构利益的驱动下采取行动，这必然把政府引向对短期目标的关注，并放弃了对长远战略目标的追求。
尽管新公共管理倡导的私有化、公共服务市场化、把公民当作顾客等理念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但这不是一剂万能良药，新公共管理有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同步把市场与企业价值内化为政府的任务目标却大大危及了公共服务的民主宪政，包括公平、正义等价值。
另一方面，以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New Public Service）渐成体系。新公共服务在对新公共管理批判的基础上，更强调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公民权利的尊重，以纠正新公共管理的偏颇，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新公共服务摒弃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企业家政府理论固有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的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随着公共管理的变革，VFM的内涵从3E发生转变，VFM已被大大拓展，包括了合理的风险分担、全生命周期的费用、创新（融资、组织结构、服务和技术）、资金利用、投入产出、绩效评估、有效的激励以及公共部门对私营机构的管理经验的获取，范围非常广泛。VFM更为广泛的定义，包含有服务提供的质量与效力、利益相关者的保障、过程绩效的考核、学习型文化和公共部门培训计划的建立、公私双方的规制安排（包含绩效、审计和透明度，而不仅仅是风险转移）、价值管理与价值工程、公开而可论证的审计工作。如图1所示，VFM的内涵和外延正是建立在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平台上，有继承、有发展。
物有所值评价的简要介绍
根据“物有所值评价指引”的规定，物有所值评价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在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的基础上，应统筹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结论，做出物有所值评价结论。物有所值评价结论分为“通过”和“未通过”。“通过”的项目，可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未通过”的项目，可在调整实施方案后重新评价，仍未通过的不宜采用PPP模式。
定性评价指标包括全生命周期整合程度、风险识别与分配、绩效导向与鼓励创新、潜在竞争程度、政府机构能力、可融资性等六项基本评价指标，以及项目规模大小、预期使用寿命长短、主要固定资产种类、全生命周期成本测算准确性、运营收入增长潜力、行业示范性等补充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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